人生幸逢春暉路  我以我心薦軒轅

——中國科協原副主席、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齊讓訪談錄(一)


  【齊讓簡歷】




  齊讓,漢族,山西朔州人,1950年10月出生,中共黨員。1969年6月參加工作;1975年12月畢業于清華大學化工系無機非金屬材料專業;1990年7月畢業于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科學專業研究生班,工程師。


  1981年11月——1985年03月,任國家科委二局、新技術局、工業局干部;

  1985年03月——1986年06月,任國家科委辦公廳秘書;

  1986年06月——1987年03月,任國家科委工業技術局綜合處副處長;

  1987年03月——1992年12月,任國家科委工業技術局(工業科技司)綜合處、新材料處處長;

  1992年12月——1995年09月,任國家科委工業科技司副司長;

  1995年09月——1998年08月,任國家科委條件財務司司長;

  1998年08月——1999年06月,任科技部發展計劃司副司長(正司級);

  1999年06月——2001年12月,任科技部發展計劃司司長;

  2001年12月——2004年01月,任科技部辦公廳主任;

  2004年01月——2005年02月,任科技日報社社長,科技部黨組成員;

  2005年02月——2006年05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書記、黨組副書記;

  2006年05月——2011年06月,任中國科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黨組副書記;

  2008年03月一一2013年03月,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

  2011年05月,被授予中國科協榮譽委員;

  2013年03月至今,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二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時間:2018年9月28日

  地點:航天神舟藝術中心錄播室

  專訪對象:齊讓

  訪問人:《中國新技術新產品》雜志社


  訪談人:齊主席好!我們了解到您在改革開放不久就進入國家科委工作,在國家科委(科技部)工作長達23年之久。其中,您曾先后擔任國家科委工業司副司長、條件財務司和科技部計劃司司長,是國家科技經費管理部門的負責人。我們想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齊讓: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1978年的3月18日對科技界來講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中央召開了科學技術大會。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同志發表了重要的講話,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號召實現“四個現代化”。到今天40年過去了,我們從“科學的春天”、“科教興國”到現在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不論是對科技來講,還是對經濟社會發展來講,我認為這里面包含了幾個依靠關系,“科技依靠創新、創新依靠人才、人才依靠環境、環境依靠發展”,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循環。


  我是1981年調入國家科委二局的新材料辦、1982年初正式到國家科委工作的。我剛剛到國家科委的時候,我們新材料辦的任務,主要是要給國防軍工配套,當時是國家科委負責新材料的研制。軍方提出所需型號后,從常規兵器一直到航空航天所需要的所有新材料都需要靠我們自己來解決,這些新材料是很難從國外引進的。我們負責小批量的研制,國家計委、經委國防司負責大批量的生產。國家科委、經委、計委,我們三個部門聯合起來落實這項工作,共同滿足國防工程的需要。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遇到了很多困難。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還是科研經費和研究所需的儀器、設備。毫不夸張地說,我在清華大學進行科研工作的時候,我們的部份儀表,我們所有需要的工藝裝備,好多都是從以前廢舊的儀器里找出來又重新組裝的。這樣簡陋的條件對于當時而言,我們并沒有其他苛求。一心想的就是把上級交辦的任務完成好。那個時候,我們總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辦法總比困難多。也正是靠著這種精神,雖然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的科研人員還是想方設法地克服了種種困難,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上級交辦的各種任務。所以我認為,無論是中國科技也好,還是其他領域也好,我們都是靠著這樣的精神,一點一點成長、壯大起來的。


  我從最初的二局到工業技術局,再到條件財務司、計劃司,這些年中,主要參與了有關科技項目、計劃規劃和科研經費的相關工作。1995年,我任國家科委條件財務司司長;1998年,又改任計劃司司長。在這兩個綜合業務司任職前后6年的時間里,我們國家的經費情況,總體都比較緊張。當然,從當時的客觀條件來看,我們國家的科研經費一直都很緊缺。國家經濟基礎總體就差嘛,誰都知道窮家難當。不可能拿出太多的錢來支撐科研開發。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全國的科研經費全部算下來也就只有53個億。而且這53個億全部來源于中央財政撥款。那個時候,企業和市場還根本就無法在科研經費安排上發揮作用。因為在改革開放初期,有利潤的企業都是要上繳國庫的,自身資金也非常緊張。相當于我們當年只能用53個億來支撐我國這么大的一個“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在科學技術領域,為增加知識總量,以及運用這些知識去創造新的應用進行的系統的創造性的活動,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三類活動。編者注)投入。


  鑒于現實情況,科研投入長期不足的情況一直持續了20多年。這種情況的轉折點確切地說應該在2000年。此前我國“R&D”投入一直在我們GDP總值的0.5%-0.7%之間徘徊。在2000年的時候,這個比重上升到1%。1%在當時相當于896億。我覺得從投入上來講,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當時我已經調任計劃司工作。在做“十五規劃”前期研究時,科技部組織力量對“R&D”投入情況做了清查,也就在“十五規劃”中,科技投入第一次被列入科技規劃的目標,特別是列入到了國民經濟規劃的大指標里。這在過去是沒有的。而2013年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當時“R&D”投入在我國GDP中的所占比例達到了2.08%。據統計,2017年,我國包括企業研發投入在內的“R&D”總投入已達17500億元人民幣。作為曾任國家科技經費管理業務部門負責人,對此我感到非常振奮!因為一國“R&D”投入是一個國家科技能否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更是一國科技發展與否的一個重要標志。


  訪談人:我們注意到,您是國家“星火計劃”、“863計劃”、“火炬計劃”的重要參與者之一。作為這“三大計劃”的親歷者,可以請您為我們談談當年的一些情況嗎?


  齊讓:關于國家三大“科技計劃”,這還得從我調到國家科委工作時講起。我剛開始調到國家科委時,我們的領導是方毅同志。方毅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作為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同志對國家科委的布局和基礎產業領域科技工作特別的重視。之后是宋健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朱麗蘭主任、徐冠華部長。三大計劃的布局是始于宋健主任,接力棒一任接著一任干。三個計劃各有一分管副主任,大家稱為司令。已故的楊浚同志是"星火"司令,已故的李緒鄂同志是"火炬"司令,朱麗蘭同志是“863”司令。


  我們科技口的同志們都對“兩把火”很感慨、很有感情。我認為,“星火”、“火炬”對促進我國的科技與經濟結合作用突出,意義重大。關于第一把火“星火計劃”,我想其他領導同志都講得已經比較多了,為了避免內容重復,這部分我就不多講了。星火計劃”極大地促進了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助力我國的鄉鎮企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弱到強,最終異軍突起。它所發揮的作用、所創造的成就彪炳青史,令人回味無窮。因為“星火計劃”參與的領導和同志們比較多,我相信我們其他領導肯定會講得很深入、很細致。因為參與過的同志們都對這段過往充滿了創業的激情和豪邁,一生都無法忘懷!


  我想講一講的是我們國家科委的第二把火——“火炬計劃”。當時,“火炬計劃”的前期準備工作一直都由工業科技司負責落實。很多參與過“火炬計劃”創建工作的同志都記得在當時的工業科技司還有一塊牌子叫“火炬辦”(即“火炬計劃辦公室”。編者注)。當時我任工業司綜合處處長,對我來說也同樣充滿了深厚的感情。我記得那是在1987年的事情。工業科技司委派我和條件財務司的馬錫冠處長、研究中心的王珂共同執筆“火炬計劃”第一稿。根據國家科委的規劃,當時的“火炬計劃”主要有三大任務。哪三大任務呢?第一個任務是火炬項目。國家科委一開始就將“火炬計劃”定位在瞄準高新技術的成果轉化,以此區別于鄉鎮企業和農業色彩越來越明晰的“星火計劃”;第二個任務是孵化器。但當時不叫“孵化器”。因為國內絕大多數人不了解企業“孵化器”是做什么的,還有人只單純從字面上去理解,一聽說“孵化器”脫口而出的問:是不是“孵小雞”的?這在當時常常鬧笑話。為了防止被誤解,國家科委在確定名稱時把孵化器命名為“科技創業服務中心”;第三個任務就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這個當時除了讓很多人感覺到一種神秘色彩的同時,確實是一打眼就知道這是一個政策區域,這是提升國家經濟與科技產業發展總體水平的“大計劃”。


  由于當時在這兩個計劃的推動過程中所獲得的財政資金比較少,當時的企業發展大部分都需要依靠科技貸款來支撐。因此,我認為這“兩把火”事實上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結合的產物。特別是作為“火炬計劃”核心載體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更具備這個顯著特征。2018年,是國家“火炬計劃”實施30周年。30年來,國家高新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其發展過程的艱辛自不必說,但是更重要的是其所展現出來的活力和發展強勁勢頭,充分說明了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的巨大推力,也彰顯了國家“火炬計劃”的正確性和先進性。


  今天我還想說說“863計劃”。這個計劃是我國高技術研發的一面旗幟。我們的各級媒體對國家“863計劃”宣傳得比較多,可以說在科技界深入人心。很多人一提到“863計劃”就不由得肅然起敬??梢娺@個計劃為我國高技術的發展、前沿技術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在推行“863計劃”的過程中,我曾擔任過多年的“863聯辦”(即“863”聯合辦公室的簡稱。編者注)副主任,后來也曾以計劃司司長的身份兼任聯辦主任。


  在整個“863計劃”推行的過程中,我就講一件小事。有一個鎳氫電池項目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個項目是朱麗蘭副主任親自抓,我是具體執行、協調者。那個時期,不論是國家科委高技術領域還是新材料領域,鎳氫電池是國家科委各司局都非常重視的一個項目。因為這個項目對我國電池產業的巨大影響,鎳氫電池項目被我們大家戲謔為“小電池,大產業”。我記得當時我們組織了幾家研究單位共同負責這個“863計劃”項目。我至今還記得,當時分工是電池研究方面專業性非常強的電子部18所牽頭負責科研攻關;包頭稀土研究院負責解決材料問題;南開大學則分工負責鎳氫電池的機理形成及材料研究。正是因為有了這幾家單位的強強聯合,我們以邀標的方式競爭,最后決定在廣東中山建立了中試基地。這個基地的規模初步定為年產50萬只鎳氫電池。這個規模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非常大,以至于讓我們很多人都捏了一把汗?,F在回想起來,這幾家聯合推動鎳氫電池項目的單位,其實就是一個產學研緊密結合的范例。當時我去和質檢部門談了產品同步研究標準問題,這也是首次聯合同步研究制定了鎳氫電池國家標準。從這個項目案例,我們可以看出,“863計劃”解決了許多產業“從無到有”的問題,也解決了我國很多重要產業領域的創新驅動問題。當然,企業、產業的“從小到大”,還是要借助市場和各方面的力量。實踐證明:“三大計劃”的實施,對我國科技的發展、對科技力量凝聚、對市場與計劃的結合、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確確實實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訪談人:您也是“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工作的重要參與者之一。請您回顧一下這方面的相關情況。


  齊讓:回顧“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之前,我先說說“十五科技規劃”。在制定“十五規劃”時,正值國家規劃計劃體系改革,所以沒做中長期,只做了一個“十五規劃”,放到國家計劃體系里叫做“科技專項規劃”。


  這個計劃期限是2001~2005年,是本世紀第一個五年計劃。是科技部和發改委聯合制訂,由鄧楠副部長和張國寶副主任牽頭,我和馬德秀司長具體負責?!笆逡巹潯钡闹饕暙I一是當時提出了一個指導方針,叫創新產業化?!皠撔庐a業化”一共包含兩大任務,一個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一個是支撐、發展產業。二是“R&D研發”投入強度指標和人力指標都列入到規劃的目標里。因為過去我們都只是在具體措施時,才會涉及到資金投入的內容。所以在當時,針對這個問題我們也非常堅持,設定國家規劃的目標,其中必須有預計投入的數值。沒有投入哪兒有產出呢?那么投入具體指什么?最重要的是人力,其次是經費,有了這些才能有產出。


  “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實施周期從2006年到2020年。由溫家寶總理、陳至立國務委員領導,徐冠華部長任辦公室主任、鄧楠副部長任辦公室副主任,我任綜合組組長。非常有幸參與了這個規劃的制定工作?;仡櫘敃r的情形,“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是2003年從非典期間起步的。當時,我們召集了30多位專家和科技部機關工作人員集中在科技部專家公寓辦公。當時向部里要了一條政策:所有參與這項工作的人由我來點名。當時我點了有關司局的副處長、處長的名,請他們一起來做這個工作。在工作正式開始前,我們預計這項工作大概需要兩年的時間才能完成。要求參與人員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要把這項工作視為一個工作崗位,不能有“臨時”思想。當時向部黨組要了這個崗位“特殊”政策。事實表明,這么做是對的。這對于我們抽調參與這項工作的骨干也是一個負責任的交待。


  關于這個規劃,我們前期工作研究提出工作方案,相繼組織了近2000名專家,用了整整兩年時間。這兩年里,我們所有同志都一直本著實事求是的作風和態度從事這項工作?;剡^頭來看,我認為這個規劃中非常關鍵的一條是當時研究團隊的判斷能力,基本準確地判斷出了我們的科技當前在國內、國際上處于什么位置?只有我們清楚了自己的定位,才能準確地知道該如何設立下一步的目標。當時,根據各國的科技發展情況,將世界的科技定位劃分為五類:第一類,科技核心國。這個科技核心就是美國。我們承認美國是全球科學中心;第二類,科技強國。經過研究分析,我們承認德國等是此時期全球科技強國;第三類,科技大國。包括法國、俄羅斯;第四類,邊緣化國家。我們老老實實把中國與印度、巴西放在了“邊緣化國家”范疇內;第五類是其他國家。


  此時,中國在第四類。


  關于“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令我印象極其深刻的還有它的“16字方針”: “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特別是自主創新還是技術引進,經過討論、大會辯論,在論辯中明確了自主創新。這16字方針,即便是放到現在,都還依然具有引領性。而在前瞻性規劃目標中,則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將2020年進入創新國家行列作為一個目標?,F在這個目標也進入到中央文件里,十九大的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重申了這個目標,又提出到2035年,中國要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要建成世界科技強國。


  今天就這個機會,我還想分享一個細節——我們在做“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過程中,第一次去向溫家寶總理匯報工作。家寶同志說,他最關心兩件事:一個是要凝練出一個指導方針;另外一個是要凝練出一些重大專項。結果表明,這兩件事我們基本都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


  關于重大專項,當時我們一共列出了16個重大專項??萍疾恐饕芾淼?0個項目中,基本上還都是“民口”的,組織對這些重大專項也做過評估,基本上是每年一次或者隔年一次,由我來擔任評估總體組的組長。


  在評估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一個問題,關于國家創新體系。因為在原來的規劃中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由五個方面組成——這就是技術創新、知識創新、國防創新、區域創新和中介機構創新,在這個體系中,我們沒有回答體系的組成要素。我認為,它應該由四大要素組成。一個是創新主體,這個爭議不大。我們的企業、研究機構、大學、中介機構(包括各類社會組織)、政府,都是創新主體;第二個是創新資源。創新資源都包括什么呢?一個是人力,一個是經費。過去我一直用信息這個概念來解釋這一內容,現在大家都講大數據,大數據其實也是一個創新資源;第三個是創新機制。創新機制其實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一定要有的競爭和激勵機制。那么對應的,我們也要有相應的評價和監督機制。我認為這四個機制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個是創新環境。創新環境里面包括軟環境和硬環境。軟環境包括法律、政策、公民的科學素質等等,這些都是軟環境。還有一個是硬環境。我們國家的硬環境情況相對要好一些。


攝制: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創意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編輯制作:《中國新技術新產品》雜志社

特別贊助:廣東新媒體產業園

攝像:蘆旋

設計美編:孫昕彤

文字整理:郝世琦  趙九州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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