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闊的事業  華麗的詩篇
——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傾情回顧國家科技發展歷程(一)


  【任玉嶺簡介】




  任玉嶺,河南遂平縣人,1938年10月出生。1960年于南開大學以優異成績獲準提前畢業(五年制本科)并留校任教。1962年進入天津市工業微生物研究所,從事工業技術科學研究工作,曾負責擔當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并出任天津工業細菌攻堅小組總指揮。1972年調入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任副研究員。1979年至1980年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學習。1982年調入國家科委新技術局,參與籌建中國生物工程中心及中國星火總公司,并創辦中國味精技術公司,分別擔任處長,總工程師、董事長。1989年任廣西北海市副市長。1992年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培訓。1993年任全國政協委員。1998年擔當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2002年任國務院參事。2003年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2007年續任國務院參事。2010年任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2012年再次續任國務院參事。在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期間,他提出的建言之多、影響之大,被媒體稱之為“任玉嶺現象”。


  任玉嶺被13所大學聘為教授,被42家雜志社聘為顧問、主編、編委。同時還曾兼任上市公司的監事長和獨立董事,及中國產學研促進會副會長、中國民營經濟促進會會長、中國國際公共關系聯合會名譽主席、中華海峽兩岸書畫藝術家協會主席等。


  時間:2018年8月4日

  地點:航天神舟藝術中心錄播室

  專訪對象:任玉嶺

  訪問人:《中國新技術新產品》雜志社


  訪談人:非常高興能和任參事面對面回顧改革開放初期您在國家科委工作的歲月。我們知道,您參與了國家科委早期多個機構的創建工作。請您回顧這個時期的相關情況。


  任玉嶺:我也很高興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能有機會回顧這段歷程。憑心而論,我們科技工作者歷來很低調,對很多事情都守口如瓶。但是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說說了。我們有必要讓國人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了解我們的科技工作、了解中國科技事業在國家總體發展過程中所作出的默默貢獻。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的歷史。在這40年中,我們國家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作為科學技術工作者,我們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的。今天哪,我就以我自己為例,向大家講述國家科技工作早期發展的歷程。


  我是1960年從南開大學畢業就開始從事科研工作。一直到進入國家科委參加科技管理工作之前,我做了22年第一線的科學研究。就我個人而言,我曾經參與組建中國生物工程技術中心、參與組建中國星火總公司和“星火計劃”的創業工作、參與中國民營科技的創業工作,另外我也是國家科委第一個派出的“科技副職”。不了解情況的人們也許都會覺得很平坦。但這些的的確確都是我們國家科技方面的一些重大事件。我想,今天咱們就講講這四個方面的一些基本情況吧。


  首先咱們談談生物技術。我們的生物技術應該說原來就有一些基礎,但是多集中在發酵工業方面,也有少量的疫苗產品。但是真正的遺傳工程,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為什么呢?遺傳工程實際上是1973年美國人從微生物,也就是從細菌開始來進行基因的重組研究,從此開創了基因工程,也用基因工程的方法開創了創造新生物的新時代。但是在一這方面,一直到改革開放,我們國家都是沒有的,是比較落后的。后來因為世界上在這方面的發展速度比較快。改革開放后,我最早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21世紀將是生物工程的世紀》?!缎氯A月刊·文摘版》轉載了這篇文章(《新華月刊·文摘版》以選載國內報刊所刊發的調研報告、行業或區域發展報道等高質量、高水平文章為主要任務。文稿參考價值均很高;1981年,《新華月刊·文摘版》變更刊名為《新華文摘》。編者注)。因為當時我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法語,正準備到法國圖盧茨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所以我非常關心生物技術領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國家科委把我調到了新技術局(全稱為“國家科委基礎研究與新技術局”。編者注),負責當時的“科技攻關計劃”,主要任務則是生物技術領域的科技攻關。盡管我內心更傾向于學術研究,但作為公職人員必須國家的需要。因此我服從組織的安排,進入國家科委工作。


  到國家科委以后,正好趕上中美科技政策討論會。討論會以鄧小平同志的名義請了22位美國各行各業的專家,其中生物技術領域的專家有三位,一個是康奈爾大學的吳瑞,一個是馬里蘭大學的孔憲鐸,還有一個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李志豪。我們和這三位專家的討論會時間比較長,我也一直參與會議的記錄、報告工作。生物技術是我的研究方向,是我的老本行,所以和美國專家們談的比較多。他們也很贊成我的觀點。尤其是對我提出的中國應著重做好生物技術的應用技術推廣工作的思路非常贊成。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馬里蘭大學的孔憲鐸在大會上特意強調,中國的生物技術要想發展,首先要先抓應用技術的發展。后來這個觀點被我們當時的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接受了。方毅副總理后來就在很多場合都特別談到應用技術的問題,特別強調應用技術的發展問題,就是國家首先要抓應用技術,要用應用技術推進我們國民經濟盡快發展。實際上這也給我們后來實施“星火計劃”埋下了一顆種子。因為推動“星火計劃”實際上就是抓應用技術嘛。


  美國專家在這次討論會上,建議中國應該把生物技術研究統一起來,由國家統一進行推進,也就是要成立一個促進發展的管理機構。中央認為這個做法可行。于是,國家科委組建了中國生物工程中心,也就是現在科技部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對外全稱為“中國生物工程技術開發中心”。編者注)。我們當時組建中國國家生物工程中心,主要是想起到推進和組織的作用。


  這個生物工程,主要考慮四個方面的工程技術:基因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發酵工程。按照部署,這四大工程同時開展工作。但是最初我們國家的人才多集中于酶工程和發酵工程這兩個領域。后來我國的生物工程中心經國家批準成立后,給了我們30人的編制開始進行生物工程的推進。


  當時新技術局局長胡兆生同志帶隊去國外進行考察(我也是考察團成員之一)。當時我們在英國安排了15天的考察行程,先后考察了多個大學、研究所,了解了生物工程的發展趨向,回國后對整個生物工程的組建,包括應該設立哪些部門,應該有哪些機構參加都進行了統籌安排。這是生物中心最早的安排。昨天看到一個報道,說我們國家已經能夠創造新的生物了。這表明我國的生物技術水平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層次了。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們這些人是非常高興的?;仡櫸覈锛夹g發展歷程,中國生物技術歷經幾十年來的發展,確實是已經取得了令人可喜的局面。


  中國生物技術能發展之所以能這么快,我總結了六點:第一點,是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比較早地組建了推進生物技術、生物工程發展的組織管理機構,而且就設在國家科委機關下面。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由一個政府主管機構專門來推進這個工作,那個力量還是比較強大的;第二點是我們較早請了一批外國專家來指導我們的相關工作。學習了經驗,避免了盲目性,少走了許多彎路;第三點就是我們較早地派出一批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去學習。師夷長技嘛,可以更快的學習和掌握到相關知識,提升研發能力;第四點,國家科委當時分別在上海、武漢、廣東設立了生物工程基地。這樣可以各有側重,其結果就是各有所長、各有建樹;第五點,我們較早在美國和香港地區開辟了兩個對外窗口。在信息相對閉塞的時代,這兩個窗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第六點就是較早地吸收了留學生回國創業。這些歸國留學畢業生有很多成為我們今天生物工程技術領域的中流砥柱。因為我是這些過程的參與者、見證者,所以我認為,我國的生物工程得以發展得如此迅速,與這六個方面的因素是密切相關的。


  訪談人:您是國家“民營科技發展”的重要參與者之一。我們請您談談您當時的相關情況。


  任玉嶺:我在很多場合包括都講民營經濟的問題。今天我更想講講民營科技的問題。關于我國民營科技的發展。其實在這方面國家科委、科技部一直以來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為民營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我本人住在中關村,親眼所見,親身經歷,感觸很深。


  中國的民營科技最早就是從中關村一條街發展起來的。那么我國的民營科技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呢?我經??偨Y這件事。我認為首先是思想觀念的轉變,我們擴大了對外開放的力度。我記得我在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的時候,當時科學院的研究所基本上全部集中在中關村,大家也都住在一起。我至今都有一個很清楚的記憶——1984年元月,我在新技術局的書架上看到一個文件夾,里面有兩個文件:一個是國務會議紀要,一個是新的國務會議紀要。國務會議紀要中,中央領導當時提出,“公司制是當今經濟發展管理模式最好的一種體制”。我們國家在當時只有這個廠,那個廠,大廠小廠都叫“廠”,叫“公司”的很少。所以中央就提倡我們應該推進公司建設,不僅要國有企業向公司方向發展,而且要推進民營經濟組建公司。在當時我看到這個文件,那時我已經在國外跑過十幾個國家了,考察了幾十個公司,我也覺得公司應該在中國得到更好的發展。


  實際上在1964年的時候,我就已經參與了這方面的工作,承擔了當時“12年科技發展攻關計劃”,當時有七個大項目放到了天津。給天津的項目中,其中有一項就是發酵法生產味精。當時這個項目交給了他們的“工業微生物研究所”,當時叫“食品發酵研究所”。交給這個研究所以后,就由我來挑頭,大概組織了20多個人,同時請輕工部發酵研究所協助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來推進這個項目的建設。實際上這個項目也是國家科委來進行安排的。我們經過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做了上萬次的配方實驗,然后把科學院微生物所篩選出的一個菌種產量,提升到可生產水平,而且通過了最終的實驗,完成了這個任務。當時我在天津科學會堂向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多名專家做了報告,《天津日報》頭版頭條介紹我們年輕人敢想、敢攀世界高峰,用通欄大標題第一版整版來報道了這個事情。


  后來我寫的報告由國家科委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成果出版。在那之后不到10年的時間里,中國建起了210座味精工廠。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對我們國家味精產業的發展情況非常了解,也對味精產業所面臨的困難很擔心。因為當時大家都開始生產味精,味精的年產量達到4萬噸。因為當時的工廠規模都比較小,年產量達到4萬噸已經不簡單了。但是這4萬噸卻銷售不出去。當時我們有這樣一個分析,當時日本味精的年產量比我們大得多,為什么他們就能賣得出去?主要是我們的應用市場沒有打開。所以當時我看到了國務院關于建立公司的一個會議紀要,我就馬上給有關領導同志寫信說:我們組建中國味精技術公司可以嗎?這個提議得到高層一致贊同,我后來就起草了報告。當時這個報告,我第一個上報了輕工部,第二個上報了商業部,第三個上報了中國食品協會,還有一個報到中央。結果商業部批了,中國食品協會批了,胡啟立同志也批了。胡啟立同志的批復意見是,像這樣的公司越多越好。當時我在寫這個報告的時候,就明確表示我們要成立一個公司,這個公司是鑒于中國味精現在推廣不出去,為味精推廣打開銷路、拓展應用而成立的。同時,味精的產量、質量參差不齊,要把最好的技術拿出來,向全國推廣。因為當時的技術不保密,所以我們就采取這個辦法來打開味精銷售的局面。中國味精技術公司就這樣成立了。


  當時關于民營還是國有,基本上沒有這個概念,我們總覺得這個公司就是國家的公司。后來我提出了三條改革意見。第一,工資比當時的平均工資多三倍;第二,招聘可以不要人事檔案,但是要有兩個理事、董事介紹,證明這個人是可以干事的;第三,“小汽車辦公”。因為當時從東郊進城辦公,開小汽車可以提高三倍以上的辦事效率。這三條改革意見說明了什么呢?就是民營經濟成立以后,它沒有其他條框的約束,可以隨時按照組織者、領導者的意見開展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


  總的來講,我們的民營科技在這些年取得了重大的成績。關于民營科技企業的發展,這里還舉一個“娃哈哈”的例子。娃哈哈曾經是中國財富榜第一名的企業。當時它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呢?我在“星火計劃”工作的時候,在杭州有一個“花粉口服液”的項目。這個“花粉口服液”當時經常在中央電視臺上做廣告。當時他們的一個銷售員來北京找我,我那時是星火總公司的總工程師,他問我能不能做一個專門給孩子喝的口服液?我說可以。當時口服液在當時的銷售情況不好,我們已經明確要求不能再批新的。但是我覺得他的想法很好,于是我把這件事特事特辦,專門為此事向領導作了匯報。領導批復,讓我來決定。


  后來我回復那個企業說,現在還不能馬上批準你的項目進入“星火計劃”,但是我可以協助你把這個項目先做起來。后來我就協助他找到浙江衛生院,幫助他拿到配方,原來生產花粉口服液的廠子又給他兩套安瓿瓶封口機。就這樣,這個廠子就做起來了。大概8個月以后,他來找我,他說他現已經賺到38萬塊錢了。后來,這個銷售員和他哥哥一起在杭州把這個項目做起來了。當時我還以中國星火總公司總工程師的名義給杭州市科委當時的主任打了電話,囑咐他們這個項目應該給予“星火計劃”的支持。后來這個項目被列入“星火計劃”項目。大概經過2年多的時間,這個企業的總資產就達到了上億元。所以這就是我們“星火計劃”的威力,大大促進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而且使娃哈哈成為當時中國民營經濟的第一名,這與當時的“星火計劃”支持是分不開的。


攝制: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創意傳媒有限責任公司

編輯制作:《中國新技術新產品》雜志社

特別贊助:廣東新媒體產業園

攝像:蘆旋

設計美編:孫昕彤

文字整理:郝世琦  趙九州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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